三纲领:
明德、新民、至善；
八条目:
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
三纲领八条目，中国宋、明时期理学家对《礼记·大学》的中心论点所作的概括。
朱熹在他所著的《大学章句》中，把《大学》提出的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三者称为“大学之纲领”，把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八项称为“大学之条目”。
后人称之为“三纲领八条目”，简称“三纲八目”。
三纲领八条目成为后世封建政治伦理哲学的重要内容。
《大学》本身对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未作解释，朱熹认为这是原文有阙佚，于是补撰《格物致知传》一章，简括地表述了他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，给《大学》增添了原来没有的哲学内容。
此后，在理学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，以及理学家和反理学的思想家之间，围绕“格物致知”问题展开了争论，在客观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发展，丰富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史。
《大学》分“经”、“传”两部分：“经”指的是道、根本、原则和规律;“传”则用以诠释“经”的。大学的经文名为“大学之道”，其内容有“三纲八目”之分。“纲”是大纲、纲领，指主要的部分;“目”是细目，大项中再分的小项;纲目即大纲和细目，古有“纲举目张”一说。《大学》“三纲”指明明德、亲民和止于至善。“八目”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大学之道，总有“三纲”，共分三步：首先是了解明德的修养，完善自我;然后深入民间做亲民的工作为民服务;最后达到圆满的至善境界。“八目”中格物、致知是求取知识，诚心、正意、修身是提高自身修养的功夫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则是事功，做一番事业，为人民立功，实现人生价值，达到人生目标。格物、致知、诚心、正意、修身是明明德的过程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则是亲民、止于至善的路径。
从格物到正心属“内明”之学，“内明”修养达到了明德的境界，由此“外用”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“外用”须从修身做起，故修身是内明外用之间关键，其实，八目中“修身”是根本，前四目是“修身”的方法，后三目是“修身”的目的，是故《大学》有云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
修身之外，齐家，整治好自己的家庭也极为重要。历史上即使是开国之君的帝王之家，同样由于夫妻之情，儿女之爱而每每出事，大权旁落，甚至亡国亡君，很足以引起我们警觉。千古一帝秦始皇，儿子不肖，二世而亡;汉高祖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，几乎夺走了刘家的天下;唐高祖李渊三皇子明争暗斗，导致兄弟相残玄武门;宋太祖赵匡胤有弟赵光义，是否被他害死，至今是烛光斧影，千古之谜;清朝第一帝康熙皇帝，也有众阿哥火拼争皇位之举。故而修身、齐家实是治国、平天下不可或缺的两大前提。
“八目”常被简化为“修齐治平”四字。“修齐治平” 乃儒家入世的代表思想，是历来儒家的人生抱负，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。
但做到这点绝非易事，即以孔夫子本人而言，他也曾有志仕途，报国为民，54岁前致力于鲁国政治而壮志未酬。后遂周游宋、郑、陈、卫、蔡、楚等国，希望以所学匡扶天下。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，“席不暇暖”，屡受侮辱，直至追杀，14年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。终于道不得行，无功而返。孔子68岁回归故里，潜心蓍述，教授门徒，73岁赍志而殁。生前未得志，身后却获殊荣，被历代君王尊为“至圣先师”。他的学识思想流传至今，历久弥新。
孔子逝世107年之后，又有一位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，世称为“亚圣”的孟子(名轲)出世。他矢志传承和积极宣扬“八目”，追求“修齐治平”之道。也像孔子一样，同游齐、宋、滕、薛、魏列国，宣传“仁义”思想，推行“仁政”观念。但在战国时代，你征我伐，“仁义”何用?“仁政”何为?孟子虽曾一度做过齐宣王的客卿，终不见用，退而依然走了孔子著书立说、教授学生的道路，他和学生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《孟子》。
而实现了“修齐治平”之道的也不是没有，在下以为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汉时张良和晚清曾国藩。张良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，是刘邦创业的重要谋臣，全歼楚军，一统天下，基功实为汉初“三杰”之冠。但他能功成身退，不贪名利，无田宅之好，无声色之嗜，既躲过了刘邦、吕雉杀戳功臣之祸，也免去了萧何的屈身之辱，洁身远引，终得善终。
曾国藩少年时期便以聪明、勤奋、好学而享誉地方，23岁进入仕途，一生修身砺志，犹重慎独，以一介儒生之身，组建湘军，剿灭了危及清政府的太平天国，出将入相，被誉为大清“中兴第一名臣”，官至极品。在满清一贯排汉的背景下，能做到这点确乎难能可贵。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角逐功名，治国平天下。而后他自觉功高震主，决计“辞荣避位”，“功成身退”。曾国藩在“道德、文章、事功”三方面都做得颇为圆满，故有人推崇他为近代完人，成为许多名人政要乃至平民百姓的学习榜样。
对于“三纲、八目”，南怀瑾先生另有“四纲、七证、八目”之说。四纲是在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之前“大学之道”一句的“道”字，“道”是“大道”，应是首纲，合为“四纲”。七证是指“知、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，是求证大道的七个学养台阶，也可说是七步学养功夫。只有通过这“七证”，才能走向“八目”。
《大学》的“三纲”的实现是以“八目”为步骤的。“八目”的指向包含着“身”、“家”、“国”、“天下”四个层面和“修”、“齐”、“治”、“平”四种相应的行为。“修身”是“治国平天下”之本，而“齐家”则是二者的中间环节。《大学》在整体结构上是分为物、身(个人)、家国天下(社会)三大层次的，上一个层次就是下一层次的本。
修已安人
“修齐治平”以修身为核心，然后顺势外推，达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齐家是管理家庭，治国是治理国家，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，都属于管理的范畴，所以“大学之道”，实际上就是“管理之道”，“大学之道”作为“管理之道”，它表达的是“管理的最高原理”，即“管理哲学”。管理涵盖管理经验(实务)、管理科学(知识)、管理艺术(灵巧)和管理哲学(智慧)四个方面，而以管理哲学为中心、为统帅。
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得清楚，儒家哲学概括起来，可以《论语》“修己安人”一语括之，可以《庄子》“内圣外王”一语括之。《大学》所谓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，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”
庄子说：“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。”(《庄子?天下》)。“内圣外王”，内具圣人之德，外行仁政王道。一个人通过修养达到了“内圣”的境界，便有可能做出利人利己的“外王”业绩来。因此，《大学》称管理大道，是万古帝王师之学，是管理者学习的东方圣经、治理宝鉴。
“修己安人”一语出自论语，孔子曰：“修己以安人”。“修己以安百姓”(《宪问篇》。修养自己使人安乐，使老百姓安乐。南怀谨先生说：“你自己修养好了(修正自己心里的思想和外表行为)…进一步要利人、利社会…还要利天下、利百姓。”“一生平安”是当今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，生活安定、安居乐业、身安心乐，怎一个“安”字了得。
管理是“修己安人”的历程，管理活动始于“修己”的功夫，而终于“安人”的行为。“安人”是管理终极目的，孟子赞美周文王，一怒而“安天下之民”。“修己安人”乃可构建和谐社会。
仁政德治
“齐家治国”、“治国平天下”、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，人世难得天下平。儒家修身，意在外王，目的在治国，报国为民，止于至善。何以治国?儒家的回答是：仁政德治。
《大学》即有许多论述，所谓絜矩之道。君子必须做到推己及人，在道德上起示范作用，以身作则。《大学传九》有“一家仁，一国兴仁。”“尧、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。” 《大学传十》还说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“是故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”“德者，本也;财者，末也。“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”(《论语?为政》)。用道德来治理国家。德即道德，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。德的基础是仁。仁者“爱人”(《论语?颜渊》)，仁的意思就是爱人。仁是儒家的中心思想，最高的道德标准。以人为本，离开了“爱人”，人将不成其为人，社会也将不成其为社会，仁是道德的义务意识。仁的体现是“忠恕”(《论语?里仁》。“忠”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最终归宿，是报国恤民，是至高至圣的道德境界。“忠”的底线是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(《论语?雍也》);恕，宽恕，“恕”者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?卫灵公》)。这反映了仁的道德责任意识。
“仁”的实施方式是“克己”，“克己复礼”为仁。(《论语?颜渊》)克制自己，使言行符合于礼就是仁。“仁”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，又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。
仁政德治。德治反映了儒家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，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，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。
孔子说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(《论语??颜渊》)。这是鲁国上卿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的答话。当时鲁国盗贼猖獗，季康子意欲多杀以止奸，孔子不同意刑杀，认为上若为善，则民亦化之。孔子上述的话是他打的比喻。“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，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。风向哪边吹，草便向哪边倒。”朱熹也解释道：“为政者民所视效，何以杀为?欲善，则民善矣。”“百姓不治，有司之罪也。”上行下效，以德化民，是谓仁政德治。
孔子又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(《论语?为政》)治国者用道德来治理国家，老百姓就会像“群星绕北斗”一样，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。此外，孔子还说过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”(《论语?颜渊》)政，就是正道。你带头走正道，谁敢不走正道呢?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(《论语?子路》)在上位的人本身正派，不发命令，人民会遵照去做;他本身不正派，虽然发布强制性命令，也不会服从。“苟正其身矣，於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(《论语?子路》)如果国君能端正自身，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?如果不端正自身，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?强调君主治国必须正身以教人，身教重于言教，起表率作用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中国历史上儒、道两家与法家的法治相对立，前者崇尚的是德治，孔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(《论语?为政》)治理人民采用政令，约束人民采用刑罚，人民为了逃避刑罚而无廉耻之心;治理人民采用道德，规范人民采用礼义，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，而且心悦诚服，最终达到“无为而治”的理想领导方式。
提起“无为而治”，一般都以为是老子道家学派的主张，其实不然，孔子不仅具有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，而且是最早见诸书面的。孔子说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(《论语?卫灵公》)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大治的人，大概只有舜吧?他做了些什么呢?他只是端庄地向南坐在王位上罢了。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讲，“无为而治”可说是一种“最小―最大原则”，即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。
孔子的确一贯主张重教化，省刑罚，薄税赋，厚施予，这些都属于德治的范畴。但道德教化不是宽大无边，该用刑罚时还要用刑罚的。孔子认为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(《左传?昭公二十年》)。宽猛相济，软硬兼施，才能达于“政和”，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。
当然，儒家无疑更注重德治，而以法治为辅。而在现实世界，无论中外，强调的恰恰是法治，认为只有健全法制，才能保障人的社会行为。实际上，道德与法制是不可偏废的，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缺乏合理性，没有法律的保障的道德也是不可靠的，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。清人赵藩对诸葛亮治蜀经验，概括书写成一副对联，至今挂在成都诸葛亮殿：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;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诸葛亮南征孟获，“攻心为上”，七擒七纵，终致心服;治理国家“宽严相济”，但要审时度势，掌握恰当，才不致造成偏颇。
诚信感应
“修己”如何成功地到达“安人”，在于“感应”，即以“修己”产生之“感”，获得“安人”之“应”。孔子主张感化，用行动来影响或善意劝导，使人的思想、行为逐渐向好的方面变化。感应的意思也差不多，即人因受到外界影响而引起相应的感情或行动。
感应的力量相当于牛顿万有引力中的“作用力”和“反作用力”。“作用力”是“感”,“反作用力”是“应”,“作用力”等于“反作用力”。君王治国必先修己，在亲民之中发出有利于民之感;民得利后作回报，也会作出有利于国之应。应由感生，感应互动，国乃可治。
“修己”感应“安人”，依靠的是诚信。诚是诚实、诚恳、诚挚、可信赖。据说在历代帝王中颇有大气的宋太祖处事即“以诚为本”。信是诚实不欺、可靠、值得信任。汉高祖刘邦以“约法三章”而取信于民，夺得了天下。诚信都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德。当今我们民族固有美德出现了流失的迹象，所谓“诚信缺失，道德失范”，价值底线一再松动，社会公德面临挑战。
管子说过：“诚信者，天下之结也。”(《管子?枢言》)诚信是行走天下的关键。孔子说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(《论语?颜渊》)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，但失去了人民的信任，国家就难以存在了。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(《论语?为政》)做人而不讲信用，不知道怎么可以立身处世。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凭也。”(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)王安石说：“自古驱民在信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”(《商鞅》)管辖百姓在于信诚，“德者，本也;财者，末也”(《大学》)美德是树的根本，财富是树的枝梢末节。
古人还说：诚则灵。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”(《后汉书》)在上者必须自己诚信，不说假话，没有二重标准，以身作则，身教言教，民众才能心服口服，精诚团结，共举国事达到国家兴隆，人民安泰的太平盛世。
古为今用
江山不管兴亡恨，风雨关情话今朝。我们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学习管理，为的是古为今用。泥古不化不行，照搬照抄也不行。必须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现实有机地灵活结合，方能取得实效。我们学习《大学》，首先要学的是改变自己，立足自身，把自己身上的优点发扬光大，放到最大，到这一天，成功也许就离你不远了。
《大学》中所讲的“国”，是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封地，称“国”，“天下”则是周王统治的全部版图。这和今天“国”、“天下”的概念是不同的。“修齐治平”之道，当然要联系当今企业管理的实际。台湾新闻界宿耆曾虚白先生，曾送给从事企业经营的儿子曾坦一幅字画，题上了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家箴言。同时还加了注释：修身指帮自己公司发展，齐家则是帮助卫星工厂，治国是充实国内市场，平下天意味打开外销市场。他把先贤的哲理，做了现代化管理的解释，可称道贯古今之作，很有启迪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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